香港理工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探索公元200年左右佛教传入中国时，教义翻译成中文的原则和方法。
佛教经文或经口头翻译，再用文字记录，或直接将梵文用古文翻译而成。
首席研究员朱志瑜教授说：「对研究翻译的学者来说，翻译理论有其重要性 。我们不是从神学、意识型态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佛经的翻译，而是从翻译的方法入手。」朱教授有关佛经译文的节录、汇集、评论及注释的研究，已结集成一部厚一百 五十页的著作。
朱教授指出，也许是因书写在竹简上的缘故，古汉语行文简朴，早期的佛经译文也是如此，而且往往是直译，故初读时每难明所以。
朱教授举例说，佛祖有1,250个比丘（弟子），经文上说成「半十三比丘百 」，另一困难，缘于经文翻译往往出自中国与印度及中亚佛教僧人的合作。
朱教授说：「西域僧人的中文不大好，也许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句子，而中国人对佛教了解不深，大部分也不通西域语言。」
在历时九百 年的佛经翻译中，后期的翻译质素已有所改善，译经者也致力令译文读来更像中文。
由于佛教义理有不少在中国找不到相同的概念，佛经翻译者开始用大众明了的道家术语，来表达佛教意念。
朱教授指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颇有差异的原因，也许正肇端于最初的翻译。」
新名词的创造过程也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佛经的最早翻译者、来自波斯的安世高尝试翻译一种进入意念静止专一状态的呼吸方法─anapana。
朱教授说：「他起初音译出『安般』一词，但在中文中这个词并无任何意义。因此他挪用道家的『守意』，加在后面，成了『安般守意』。」
「尽管守意也指一种呼吸方法，也有『守护意识』，或净化精神的意思。但在佛教文化中，阿般是指守护意识拒绝思考，换言之，是不要任何思想。那是完全不同的基本概念。」
朱教授又指出，早期的佛经翻译家在翻译策略上，也并不统一。「在个别文字上，像『守意』一例所显示，他们会将文字本土化，但在句子的层面上，他们又会将中文外国化，保持了原文的句子结构，但这种结构却往往与中文语法大相迳庭。」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破坏佛教教义的神圣庄严。」佛经翻译多由「译场」负责，译出数以千计的经文。 古时僧人在佛经的引文中，常会记录他们翻译的原则和指引，朱教授根据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他说：「早期中国佛经翻译者面对的一个基本难题，是如何用本土语言表达新的思想。因此难免需要在既有的中国传统文言中，另创新字新词。」

首席研究员
朱志瑜教授 ：ctcychu@poly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