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外间因素

33.1 过去十年,本港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速度之快、程度之大可谓史无前例。香港由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本地生产中心演变成亚洲的经济中枢,香港的公司控制了华南及亚太区以至更广泛地区的不少企业及生产设施,并为这些企业及生产设施提供服务。


33.2 世界及地区经济日渐开放,全球经济市场亦将出现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企业要在新的范畴寻求发展机会,上述转变无可避免会改变经济概况。这些转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实现,但全球资金及贸易流向的重整定必为本港在未来十年提供大量的机会和挑战。事实上,中国的开放及亚太区多个国家放宽经济,都说明这个过程经已展开。


33.3 香港现时是世界第八大的贸易实体,十年前则只排行第十三。短短十年间,本港的出入口总值增加了近六倍。比增长更重要的是进出口贸易在形式和结构上的改变。十年前,本地出口占总出口的28%,但现在本地出口只占8%,屈居于转口贸易之后。中港贸易额由原来只占贸易总额的26%升至35%,而本港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系的贸易额则维持在30%。这些贸易数字反映各城市及地区的相对优势有所转移,而这些转移不少是由香港或以本港作运作基地的投资所推动的。


33.4 今天,超过5万家香港企业在海外有业务运作。最近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香港的公司单在中国便雇用了约500万名工人。许多公司都随着海外业务的扩展而有重大发展,制造业便是最佳的例证。而这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如银行业、财经、保险、地产、商业服务、出入口、电讯、运输、法律及会计核数服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为专门市场提供高增值服务的,新公司涌现很多的规模相当小。这类公司为地区性以至全球企业及设施网络提供服务。香港经济日渐成熟,同时亦变得多元化和包罗万有。


33.5 这些发展会在未来继续增长,带来很多机会和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要培育及训练具备适当的技能、能在不同环境下工作的人才。香港已发展成为亚洲的经济中枢,本地人才需要有上述的条件才更有机会保持兢争力。以下各段会探讨本港的国际性发展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反映出来。


33.6 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运作,都必须顾及世界各地的情况。教学人员要是眼光夹隘而非放眼四海,仍然能够把一些现有的知识加以整理、传给学生,虽然效果会不大理想。但教学人员若要扩阔现有的知识和开发新的知识,则差不多全视乎他们是否知悉国际情况,以及是否与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的人员有联系。到目前为止,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急速扩展,不致存有门户之见或侧重内部发展的风气。单在本地招聘教学人员,根本不能应付院校的需求,因为院校在早年培育出来的教学人员人数太少。这个情况现正不断转变。随父学生人数的逐渐稳定,研究生(通常是教学人员的来源)的人数将会足够应付院校日后的人手需求。事实上,如上文第30.15段所述,研究生或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


33.7 因此,高等教育院校可能大量聘请没有海外经验的教学人员,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很吸引,但各院校切忌如此。本港的高等教育,犹如工商业一样,有赖多种文化的交流而产生活力。倘若本港院校要达致及维持世界水准,(以第29章所建议的方法)美国的坎布里奇(别称剑桥)取得卓越成就,则教学人员必须熟悉北京、堪培拉、英国剑桥、及东京等地的图书馆及实验室,犹如熟悉本港同类设施一样,这点至为重要(见第28.2段)。


33.8 教学人员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学生。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透过与不同国家及文化背景的同学接触,往往获益良多;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需与世界各地有所交流。香港纳税人无疑要为高等教育院校的外地学生提供可观的教育资助,也正因如此,外地学生的人数并不多(见第33.15段);但他们所作的贡献,不单只限于在校内的日子。外地学生往往与就读高等教育的地方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日后会带来商业或外交上的好处。一些地方的高等教育院校比香港吸纳较多的外地学生。例如,新加坡就成为了高等教育的地区中心。香港亦应如此。


33.9 本港高等教育院校与世界各地的接触都很重要,但说到日后与外间最重要的联系,自然离不开中国的经济和教育体系。这两个体系过去一直深受苏联单一模式的影响,直至近十年才有改变。近年的权力下放,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更有弹性地处理与外间合作的事宜。目前中港两地的高等教育院校已有多方面的合作,包括研究、教学和学者访问计划,其中有些获得政府专为此用途拨出款项资助;不过这些合作的规模至今仍然很小。另一项小规模的发展,是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为香港公司研究如何改良在中国内地制造的产品 - 制造商似乎难以在中国内地觅得人手进行针对市场需要的研究。对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来说,为中国的企业(包括与护理及社会服务有关的政府机关)提供工业顾问服务和其他服务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发展范畴。香港院校在这方面的专才正是国内大学所缺乏的。香港院校亦可为西方及太平洋沿岸地区有意转移技术到中国的公司,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些公司希望透过香港进行技术转移,因为他们对香港的基础建设较为了解和信任。不过,中港边界日渐开放,中国内地因素对香港高等教育规划的最大影响,将会是具备高等教育学历人才的供应和聘用问题。


33.10 目前在中国内地,年青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及本港年青人的十分之一。在香港,有能力和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全可以如愿以偿,相对之下,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则属精英制,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即使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因为资源不足而未能尽展所能,他们某些方面的学术修养,平均来说都会较本港毕业生为高。由于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不会要求高于本港毕业生的薪酬,甚至乐于接受略差的待遇,因此现在有需要考虑有什么因素会促使雇主选聘本港的毕业生。


33.11 雇主聘用本港而非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最明显的原因是无法聘得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目前,直接由中国内地聘用大学毕业生,人数须受限制(一九九四年四月开始实施的一项试验计划,容许本港输入1,000名雇员),不过,曾在外地方工作不少于两年的内地专业人士则不在这个限额之内,可以来港工作。对于持「公务」护照入境的人士,本港的限制不多;目前大约有6万名内地干部在本港的中资机构工作,但他们不能经由公开劳工市场招聘。差不多所有这类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都是以短期合约受聘,如果要永久移居香港,限制就会严格得很。在广东、上海或内地其他地区,香港雇主都会聘用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内地的劳工市场稍欠灵活,供与求方面亦未必能亘相配合。最近,机械工程师学会就内行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西方的「工厂恐惧症」已逐渐蔓延到内地,愈来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均会选择投身金融行业而非工程界。


33.12 除了方便招聘之外,需要考虑的是,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所培育的毕业生,还有什么地方比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优胜,足以在争取就业时占优。有一个因素已再三提及,就是本港学生能操多种语言(见第18章和29章)。香港社会使用多种语言,而大多数高等教育课程和某些中学一般都采用英语授课。不过,正如前之所述,香港毕业生的沟通能力受到质疑,他们的语文水准不一定较中国内地的毕业生为高。中国内地优秀的大学,有些毕业生的英语和普通话水准非常高,这是毫无疑问的。香港绝对不能自骄自满。香港如果希望本地毕业生可凭语文和沟通能力在竞争中取胜,教学人员和学生便要加倍努力。


33.13 文化背景是香港学生另一个优胜的地方,但这因素并不像专业知识或沟通能力那样可以具体衡量。香港学生在开放的社会中成长,习惯了兼容世界各地(包括东西方)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他们未必能吸收这种混杂文化的精髓,所受的影响亦可能好坏参半,不过,香港的年青人已学懂如何过滤、比较、想像和取舍,反观在较多限制的环境下成长的年青人,则未必可以掌握这些技巧,在工商业社会,这些技巧在下判断时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毕业生掌握了这些技巧,再加上从香港这个时刻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所得的日常经验,以及学生本身的自信和魄力,都成为了他们在香港社会就业的优胜条件。


33.14 华南及太平洋沿岸其他地区的经济正急速增长,意味着高等教育院校的毕业生将会有大量就业机会;虽然对于市场需求的主要是学位以下程度的毕业生还是持有学位的毕业生,可能仍有争论。本港高等教育院校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尽量满足本地及设在广东省内的香港企业的人力需求,但预期愈来愈多本地毕业生会争取中国内地(一些行业会缺乏技术人员)及亚太区内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亦会有更多中国内地及其他地方的毕业生到香港就业。只要本港高等教育院校毕业生的质素保持良好,更加灵活的就业环境会对本港有利。本报告认为,起码在第30章及31章所述的时间内,这个趋势不会影响本港高等教育制度必须具备的规模。


33.15 关于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本港高等教育院校正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基于第33.10段所述的原因,要提高预科毕业生入学的成绩,大可本地削减名额,改而取录内地的学生。不过,这样一来,本港纳税人及子女的希望便会落空,而他们期望得到的权益是完全合理的;因此,取录内地学生必须有所限制。现时,学士学位课程及研究生修课课程取录非本地生的比例限制为2%,并不计算在本地生的目标学额以内。若能把这个比例在目标学额内再增加2%,则对香港在地区上的角色更为有利。至于研究生,情况就颇为不同,一方面外地研究生的参与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招收优秀的本地研究生也并不容易。现时,取录非本地研究生的比例限制为20%(但请参阅第30.16段),这数字是计算在整体目标学额之内的。目前,本港的研究学生中有17%来自中国内地,但前往国内进修的本港学生却为数不多。本港学生若有意离港接受高等教育或从事研究工作,多会考虑其他国家而非中国内地。不过,有人指出,广东的大学日后可能开办更多学位课程,供本港学生以全费报读,届时本港的高级文凭课程可能会受到影响。


33.16 正如第33.9段所说,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与中国内地的大学和其他院校已合作进行了一些项目,预计随父官僚作风的消减,合作项目将会有所增加。双方合作的动机通常是因为一方或双方具备某些专门知识:中国内地干部可在香港修读管理课程;香港学生则可在北京修读语文课程。合作研究计划能否推行,一般视乎中国内地有没有资源而定。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除了提供专门知识外,通常还会提供较完善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设施、较佳的国际联系,以及大部分经费。香港学术界人士开始充分利用与中国建立的新关系,预计未来数年将会有更多类似的合作研究,本会亦会对此加以鼓励。


33.17 香港与中国内地在高等教育各个范畴的接触与日俱增,但这些接触不应是排外或局限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对中国来说,香港的最大价值大抵就是作为内地最佳的世界之窗;在高等教育,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除了中国内地,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也须维持与北美及欧洲院校长久以来的关系,并加强联系亚洲其他地区及澳洲、新西兰的院校。香港不能只顾北望神州。若要在国际性的发展中得益,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必须同时兼顾东方、西方及南方。居于海外的中国移民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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