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重庆大厦为“低档次全球化”的中央枢纽。在此类全球化下,跨国买卖的廉价产品,多为非法走私过境的盗版。而全球大部分人正经历着这种全球化。根据访谈,估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之手提电话,有百分之二十流经重庆大厦。重庆大厦可以成为“低档次全球化”的枢纽,主要因为香港灵活的签证制度,使其成为南中国之制造商及发展中国家之企业家的中介者。对于南非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地,南中国所制造的廉价产品对于传播全球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重庆大厦则在香港的新自由主义法制下促进了这个进程。
而其他大厦内的居民,例如:提供知识及廉价劳力的寻求庇护者;世代居于香港的巴基斯坦商人;每四十二天往返香港及加尔各答,运载货物以筹措旅费的印度临时工;租用廉价宾馆的各地旅客;辛勤工作,不断交易,梦想成为中产阶层的印度及非洲性工作者;及放弃家庭梦想,海洛因成瘾的尼泊尔人。他们都在重庆大厦的“低档次全球化”中,担当重要角色。
我将是次研究写成《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以人类学角度阐述重庆大厦,描述该大厦、居民、商品进出、法律的限制及其对世界的启示。本书亦预示重庆大厦,如世界各国的边界一样,最终将会消失,而世界则会成为另一幢重庆大厦。是项研究及其成果已被《时代杂志》、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金融时报所介绍;亦受到《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洛杉矶时报书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及其他报纸和杂志的赞扬,现正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麦高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系
cmgordon@cuhk.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