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稱重慶大廈為「低檔次全球化」的中央樞紐。在此類全球化下，跨國買賣的廉價產品，多為非法走私過境的盜版。而全球大部分人正經歷著這種全球化。根據訪談，估計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之手提電話，有百分之二十流經重慶大廈。重慶大廈可以成為「低檔次全球化」的樞紐，主要因為香港靈活的簽證制度，使其成為南中國之製造商及發展中國家之企業家的中介者。對於南非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地，南中國所製造的廉價產品對於傳播全球化，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重慶大廈則在香港的新自由主義法制下促進了這個進程。
而其他大廈內的居民，例如：提供知識及廉價勞力的尋求庇護者；世代居於香港的巴基斯坦商人；每四十二天往返香港及加爾各答，運載貨物以籌措旅費的印度臨時工；租用廉價賓館的各地旅客；辛勤工作，不斷交易，夢想成為中產階層的印度及非洲性工作者；及放棄家庭夢想，海洛因成癮的尼泊爾人。他們都在重慶大廈的「低檔次全球化」中，擔當重要角色。
我將是次研究寫成《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以人類學角度闡述重慶大廈，描述該大廈、居民、商品進出、法律的限制及其對世界的啟示。本書亦預示重慶大廈，如世界各國的邊界一樣，最終將會消失，而世界則會成為另一幢重慶大廈。是項研究及其成果已被《時代雜誌》、英國廣播公司、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及《金融時報所介紹；亦受到《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洛杉磯時報書刊》、《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及其他報紙和雜誌的讚揚，現正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麥高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人類學系
cmgordon@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