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正進行一項研究計劃，探索公元200年左右佛教傳入中國時，教義翻譯成中文的原則和方法。
佛教經文或經口頭翻譯，再用文字記錄，或直接將梵文用古文翻譯而成。
首席研究員朱志瑜教授說：「對研究翻譯的學者來說，翻譯理論有其重要性 。我們不是從神學、意識型態或哲學的角度研究佛經的翻譯，而是從翻譯的方法入手。」朱教授有關佛經譯文的節錄、匯集、評論及注釋的研究，已結集成一部厚一百 五十頁的著作。
朱教授指出，也許是因書寫在竹簡上的緣故，古漢語行文簡樸，早期的佛經譯文也是如此，而且往往是直譯，故初讀時每難明所以。
朱教授舉例說，佛祖有1,250個比丘（弟子），經文上說成「半十三比丘百 」，另一困難，緣於經文翻譯往往出自中國與印度及中亞佛教僧人的合作。
朱教授說：「西域僧人的中文不大好，也許只能說幾句簡單的句子，而中國人對佛教了解不深，大部分也不通西域語言。」
在歷時九百 年的佛經翻譯中，後期的翻譯質素已有所改善，譯經者也致力令譯文讀來更像中文。
由於佛教義理有不少在中國找不到相同的概念，佛經翻譯者開始用大眾明瞭的道家術語，來表達佛教意念。
朱教授指出：「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頗有差異的原因，也許正肇端於最初的翻譯。」
新名詞的創造過程也有不少值得注意之處。佛經的最早翻譯者、來自波斯的安世高嘗試翻譯一種進入意念靜止專一狀態的呼吸方法─anapana。
朱教授說：「他起初音譯出『安般』一詞，但在中文中這個詞並無任何意義。因此他挪用道家的『守意』，加在後面，成了『安般守意』。」
「儘管守意也指一種呼吸方法，也有『守護意識』，或淨化精神的意思。但在佛教文化中，阿般是指守護意識拒絕思考，換言之，是不要任何思想。那是完全不同的基本概念。」
朱教授又指出，早期的佛經翻譯家在翻譯策略上，也並不統一。「在個別文字上，像『守意』一例所顯示，他們會將文字本土化，但在句子的層面上，他們又會將中文外國化，保持了原文的句子結構，但這種結構卻往往與中文語法大相逕庭。」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害怕破壞佛教教義的神聖莊嚴。」佛經翻譯多由「譯場」負責，譯出數以千計的經文。 古時僧人在佛經的引文中，常會記錄他們翻譯的原則和指引，朱教授根據這些文獻，進行研究。
他說：「早期中國佛經翻譯者面對的一個基本難題，是如何用本土語言表達新的思想。因此難免需要在既有的中國傳統文言中，另創新字新詞。」

首席研究員
朱志瑜教授 ：ctcychu@poly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