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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高等教育優質教學
本人回想起1997年5月在這裡出席首屆「科技與教學會議」開幕典禮，轉瞬間，兩年又過去了！今日，本人打算再次談一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於受資助的專上院校推行優質教學與學習的抱負和目標。
首先，對於「第二屆科技與教學會議」項目小組就推行這項目上，能夠建基於首屆科技與教學會議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本人感到非常高興，並希望全體有關人士繼續努力，務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想談一談在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其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迷信：相對教學而言，教資會更加重視研究工作，並傾向給予專注研究工作的院校較多資助。
本人並不預期能夠完全摒除這項迷信，原因是正如不少迷信那般，當中都會包含一些真理。自從1991年成立研究資助局後，教資會對研究增加政府撥款，其後更分別在1993年、1996年（及今年稍後時間）進行注重研究表現和成果的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加上把這些研究評審工作結果和院校部份撥款聯繫起來所帶來的效果，無疑影響了香港專上院校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影響是教資會想見到的。
然而，本人必須強調一點，就是教資會從未因此而對教學質素稍有忽視。事實上，教資會多番強調，教與學仍然是轄下各資助院校的基本使命。正如教資會在關於發展高等教育的主要報告中指出：
「教學質素……是高等教育院校每名學生有權期望得到的，而且也是他們（直接或間接地）付出金錢所要換取的。對於研究工作成績有欠理想的學系，應寄予同情，但教學成積欠佳的學系，則應停辦。」1
研究與學術成就無疑是優質教學的寶貴伴侶，而且對優質教學貢獻良多，但卻不能取代優質教學的地位。
此外，本人也要指出，透過不同措施來支援教與學的新發展和質素改進，正好顯出教資會對優質教學的支持。過去六年來，我們通過教學發展補助金和中央撥款，總共已撥款二億八千一百萬元支持這些措施，其中當然包括各「科技與教學」項目與其他以結合資訊科技與教學發展為目標的項目。今年稍後時間，教資會將再撥出總值一億一千五百萬元的教學發展補助金予各院校。
在1996年至1997年進行的一連串的教與學質素過程檢討，進一步顯示教資會關注各院校的教學質素。該檢討的目的是以注重教與學作為香港專上院校的基本使命，並協助各院校致力改進教與學質素。
教資會相信，院校已很大程度上達致這些目標。但為求在這方面獲得第三者意見，教資會邀請了來自荷蘭Twente大學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獨立顧問團，研究教與學質素過程檢討的成果及其過程中所帶來的影響，並對結果提供意見。他們在這個學術範疇有相當的地位。他們亦會研究各種支援教學質素措施的撥款計劃（如教學發展補助金等）的影響。
上月，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小組第二次（亦是最主要的一次）造訪香港，並將於八月正式向教資會提交他們研究的結果。本人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就是初步研究結果令人鼓舞。國際專家認為，我們在香港所進行的教與學質素過程檢討是高等教育質素保證的典範。
然而，不管教資會在制度上如何提倡教與學質素，本人確信大家都會同意，能夠獲得各院校內各層次的同僚的認同，與透過具體形式和升職加以承認和獎勵，才是對優質教學有最大幫助。如果那種見解繼續蔓延伸展，那麼教資會所作的任何雄辯、檢討、甚至撥款，都絕對不能與「若不發表論文就出局」的壓力抗衡。
這個問題已引起如美國卡內基促進教育基金會等機構的關注。當地對這方面關注的起因，明顯比香港或幾乎任何其他地方的都要重大得多。Ernest Boyer 的啟蒙著作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1990年出版）談論到學術成就和大學教授兩者的關係，而卡內基基金會一本近期刊物也曾討論如何處理這問題。
為了協助解決這問題，教資會已同意採納卡內基的學術成就標準的分類法 : 即開發、融滙、應用與教學，作為1999年研究評審工作的基準。就此，教資會又一次向新領域進發，原因是從未有人在超越院校層次，嘗試以這種方式使用卡內基學術成就標準分類法。就算在院校層次，本人認為這種嘗試亦不常見。
因此，本人要向各位宣布一個好消息，若一切順利，卡內基基金會現任總監Lee
Shulman教授將於1999年9月前來香港，參加一個為各研究評審工作小組而設的工作坊。
無論如何，我要重申，不管教資會在制度上有任何倡議，都必須在院校層次獲得支援和提升，才能獲得預期的理想效果，其中包括例如教與學質素的不斷提升。
而正是透過今次這類會議，優質教學文化能在各院校的基礎階層的同僚中得到推廣。本人謹此祝各主辦機構及在座各位會在一連串有建設性的研討後，取得豐碩的成果。
教資會秘書處
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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